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

　　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渊明是晋人。

　　——元好问《论诗》

　　金代诗人元好问《论诗》绝句中，曾用“豪华落尽见真淳”的诗句来称赞陶渊明的诗歌。在旨归老庄的玄言诗充斥士林、虚浮华艳的宫体诗风靡朝廷的时代，陶诗独以其省净冲淡的风格，卓然高标，别树一帜，历来为世人所珍爱。自古以来，优秀的艺术作品，无论诗文也好，书画也罢，唯“真淳”二字最难，因其全由作者意趣出，不可生造。惟其不可生造，故而最见作者真性灵。

　　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，雍容华贵、富丽堂皇的工笔花鸟画一直广受世人喜爱。不过，作品富丽的外表与纯熟的技巧，一方面令人惊叹，但另一方面也掩盖了绘者的许多真性情，美则美矣，终归与本真隔了一层。毫无疑问，在抒写性情方面，工笔画较之写意画更具有挑战性，而在工笔花鸟画中求得真淳，一直是这一画种创新的艰难领域。

　　作为一位长期浸染于传统艺术的工笔画家，苏百钧老师正是在这一领域进行艰辛探索并取得相当成绩的佼佼者。他的作品取法两宋花鸟画，并参以个人对自然的参悟，巧妙地结合了文人画的诗意追求和院体画的精工雅致，构成了一种特殊品质。他的每一幅作品，几乎都称得上是一项静默的浩繁工程。“艺术是美的，但是需要大量的艰苦劳动”，钢琴家布伦德尔琴房里李斯特肖像旁的一行朴实的文字，向世人表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，同时，也向一种逐渐远离我们而去的古老传统表达了温情的敬意。在我们这个崇尚新奇、日趋浮躁的时代，竟然还有人恪守着传统的劳作方式来传承经典，愿意“五日一石，十日一水”地辛勤劳动着，这一劳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我们珍视的艺术。

　　百钧老师的笔下，多是散落郊外的汀花野竹，水鸟渊鱼。他以清旷悠远的意境，展现其对人生、历史的理解与感悟，从而形成了个人的抒情风格。在作品中，他十分讲究用笔的过气接脉、悠扬转折，从下笔到收笔颠落摆宕，如明珠走盘，晶莹圆转，而无颓浊偏歪之疵，努力表现纡徐绵眇的古意声情。他这种巧妙运用线条勾勒而伴以韵律性色阶变化搭配的做法，凸显出花卉、绿叶的朦胧之美，让人产生风月无边的遐想。同时他不好浓脂艳翠，只是于闲适野趣中直抵物象的真趣，所以读他的作品令人仿佛置身于光风霁月、流水行云的境界一般。譬如《豆荚》一图，描绘豆荚花数株，作品运用沉稳的笔法，素雅的色调，充分表现出豆荚花的小巧精致，雍容贞静，点缀其间的几只草虫，或体态轻盈，楚腰纤细，或举袖扬袂，掩翼轻罗，为作品增添了许多生机。尽管豆荚于野外自开自落，颇觉落寞，但入得画来，却是倍感亲切与自然。《涟漪》一图则以雅致疏朗的线条、澄明清澈的色彩描绘波光潋滟、云影徘徊、小鸭浮水之景，意境极为清超幽迥，它似乎试图把握住特定瞬间的确切感受，并且传达出画家本人对似水流年的追忆或优雅从容的情怀。透过它，我们可以寄托对于传统文化的某种追忆与缅怀，慰籍我们的心灵。

　　不少艺术家都强调写生和深入生活，但观察生活的视角各有不同，并以此决定各自作品的最终面貌，而如何将写生转化为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创作则更是不同。百钧老师认为个人感悟极为重要，只有感悟，才能使精神升华，衍生出一种清雅高致的意境，而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。邵大箴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百钧老师的作品：“苏百钧坚持用现代人的眼睛去看世界，去发现美、去表现美。凡是触动他视觉和心灵的事物，他都敏锐而细心地体味与捕捉。但他对画面视觉形象的整体感似乎有独特的天赋，精微生动的细节描绘熨帖地服从于统一构图的需要。线、色彩、布局均为画面的意境服务。”（邵大箴《写意又写情—读苏百钧的工笔花鸟画》）古人也说过同样的道理：“含情而能达，会景而生心，体物而得神，则自有灵通之句，参化工之妙。若但于句求巧，则性情先为外荡，生意索然矣。”如果一味崇尚险奇，除了炫耀其之巧外，于心情兴会却一无所涉，终归只是下品而已。中西绘画史上的例子一再说明了这一点。不难想见，一种艺术样式，如果缺乏一种真诚的思想感情作为底蕴，仅仅靠在图式上的零敲碎打搞点小变化，是不可能有太大突破的，除了偶尔闪耀几点匠人的才智之外，终归是因缺少隽永之趣而无法打动观者的。

　　前些年，百钧老师离开岭南，调入北京工作，于是广东的朋友们对他便有了一层更高的期许—明代成化年间，广东籍花鸟画家林良入京，给陈陈相因的宫廷绘画带来一阵清新之风，五百年后的今天，历史能否重演？他能否比肩甚至超越他的这位乡贤？当然，这都有待时间去证明，现在做出任何评价都为时过早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今广东籍中青年画家中将来能成大气候者，除了人品、画艺出众之外，更要有明古识今的定见与截江揽流的魄力，而具备此条件之人，百钧老师应为其中之一。我不是预言家，但却很愿意做出这样的估测。

李若晴